“30岁了还因假期结束而哭。”随着春节结束，不少网民分享了类似的“假期戒断反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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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发现，在这些帖子下方，有人称春节假期末几天便出现强烈的焦虑情绪，有人称复工前一日做噩梦、多次夜醒，还有人称，一坐回工位就胸闷、拉肚子。
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霍平欣介绍，春节“节后综合征”比其他假日更明显，但一般可以自行调整和适应，需要警惕的是严重的复工困难往往不单因假期结束，而是叠加了长期积累的心理耗竭、无意义感、低价值感等问题，需要个体及时觉察与处理，以免一过性的抑郁情绪进展为临床意义上的抑郁发作。
陷入“节后综合征”的人们
新京报：每年春节假期快结束的时候，网上分享自己情绪低落、不愿复工的帖子就多了起来。今年有自诉“30岁了还因假期结束而哭”的，有自称正在经历“假期戒断反应”的，为什么一些人节后会这么难受？
霍平欣：节后综合征是比较常见的反应，春节比其他假期更加明显，因为春节的氛围与平时很不一样，落差对比也更大。还有一个特殊因素是春节大家回家过年，与家人团聚后再分离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时候，要面临一种分离焦虑，难过是很正常的。这种感受是正常现象，一般是一过性的，并非个体脆弱或病态，正常情况下可以自行调整和适应。
新京报：复工第一天，你在医院有体会到这种变化吗？
霍平欣：我所在的科室病房节后首日入住了七八位患者，基本是年前已经约定好的；门诊中有几位来访者是在职人士，他们没有提到节后抑郁焦虑这件事，但提到了年前年后工作容易发生一些变化，如跳槽、裁员等，会伴随一些压力。
我没有接到单纯因复工抑郁或焦虑来就诊的来访者，如果复工压力那么大，一定不单纯是因为放假，而是本身就耗竭了，并叠加多因素的现实压力。在假期结束后，这些压力源没有消失。
新京报：具体是指哪些方面？
霍平欣：复工后所投入的生活状态对个体而言具备意义感吗？这一点是最主要的。一些人面临着班上得很痛苦，心理耗竭，又缺乏意义感，也看不到奔头，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努力的境况。AI的兴起、工作环境的不确定性、失业、跳槽等外在压力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无望的感受，拉长了节后抑郁的体验，一过性的抑郁情绪和抑郁体验可能变成持续性的抑郁心境，再伴随现实生活的适应不良，以及重返职场后反复接触应激源（如某个人或某项压力过大、风险过高的任务等），可能最终导致有诊断意义的抑郁发作。
被觉察的躯体症状，未被觉察的情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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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：网友分享了各种各样的“戒断反应”，有的是春节还剩三天就心情不好了，有的是离开家就开始哭，上班前一天开始做噩梦，或者夜里惊醒好几次，还有的是复工后出现了各种身体不舒服的表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霍平欣：如果个体不擅长觉察自己的情绪感受，往往更容易出现躯体化症状。比如睡眠紊乱、不正常的食欲减退或增长、胸闷、肠胃不适等。大家最常听说的抑郁、焦虑情绪，都可能伴有躯体表现，如疲劳、无精打采或坐立不安。
新京报：觉察情绪是否能消解躯体症状？
霍平欣：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感受可能会减轻部分躯体化症状。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躯体症状可能是潜意识冲突的表现之一，将潜意识压抑的情绪意识化，有助于躯体症状的缓解。但也不一定能完全消除躯体反应，有些躯体反应是自主神经系统作用下产生的，不容易受主观控制。比如我们即将上台演讲，知道自己有些紧张，仍会有不可控的心跳加快。
但觉察情绪要比无知无觉更好，因为觉察后可以积极应对，譬如进行自我对话，分析自己的情绪是从何而来，是否出现了认知偏差、是否陷入了无意义感？现实情况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？或者和亲朋好友聊一聊，做一些情绪疏解，又或者寻求心理治疗等。
新京报：还有人说，最痛苦的不是因假期结束而哭，而是一边哭一边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脆弱和矫情。
霍平欣：这是比较典型的抑郁表现——自罪自责，核心是自我的低价值感。个体面对痛苦的第一反应不是理解自己，而是自我责备，认为“如果我足够坚强、足够乐观、足够强大就不会这么难受”。在分离焦虑、节后反差、工作压力等外界压力重叠下，自我责备会进一步强化抑郁感。
碰到这种情况应当将自己的情绪正常化，不要轻易贴上脆弱的标签。其实每一个和抑郁战斗的人都是勇士，面对同样的压力，抑郁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达成一样的效果，感觉精疲力尽也很正常，应该对自己的努力与坚持进行肯定，这与懒惰、脆弱不是一回事。
新京报：所以有些网友说，本来自己很难过，看到大家都这么难过，感觉好受了一些。
霍平欣：是的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用太过自责。
新京报：什么情况是需要寻求医疗介入的？
霍平欣：抑郁症和短暂的抑郁体验是有差别的，按照《ICD-11精神、行为与神经发育障碍临床描述与诊断指南》对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，抑郁有三大症状群，分别是情感症状群、认知-行为症状群、自主神经症状群。
情感症状指的是抑郁心境，如流泪、情绪低落、开心不起来、兴趣丧失、快感减退等；认知-行为症状指的是记忆力下降、反应变慢、“脑子不好使的感觉”，有的人存在认知偏差，会有自己不值得被爱、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价值的感觉，迷茫、绝望、自罪自责，甚至产生自杀念头；自主神经症状包括入睡困难、早醒、睡眠过多、食欲减退、情绪性进食增加、坐立不安、总是疲乏疲倦等。
这些症状出现一定数量，达到相应强度，持续至少2周，且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，就可能是抑郁发作，需要进行医学介入。
应主动构建意义感
新京报：刚刚聊到严重的复工困难往往是长期积累的耗竭感，很多“职场牛马”有种总被push的感觉，似乎工作很艰难，又难以脱身。
霍平欣：“被迫”是一种很痛苦的体验。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来访者，典型特点是主体感缺失，似乎一切都是被外界所推动和安排，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缺乏活力，未来也没有指望，在这种状态下人是很绝望的。
但一切真的是完全被动的吗？看似被动的行为背后也可能暗含着个体的心理需要。有人认为，自己一直在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、满足职场的期待、满足“上进”的要求而努力，在工作中总是痛苦和讨好，一切都是“不能不如此”，但背后可能是出于“我要成为好人”“我不想受到外界差评和冷淡”的心理需要，这些心理需要没有好坏之分。
人如果可以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，就会有更多的释然。如果能进一步改变那种“被迫”的观念，看到自己有自主选择的部分，调动主观能动性，去构建意义感，就能从绝望的心境中走出来。
新京报：意义如何构建？
霍平欣：意义不是自动生成的，而是个体主动构建的，构建意义可以是对客观世界的重新解读，也可以是去发现一些未曾注意的部分，或者通过尝试性的行动去探索，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如何看待环境与他人，从而催生出个体不同的反应及与环境互动的方式，这种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最通俗的例子就是，一个人如何看待一个有半杯水的杯子？是为之担忧还是为之庆幸？它需要个体具备思维的灵活性，不要固着在被动无望的思维中，而是看到事物的更多面。
新京报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？
霍平欣：如果陷入了无意义感，可以停下来梳理一下自己的工作，回顾自己的初心，不论是为了挣钱，还是为了离家独立，确定大方向是否正确；如果工作的动机比较混乱和模糊，可以试着找一找自己做得比较好、能够找到价值感的地方；如果觉得工作很无聊，试着从中找到一些可掌控的部分，探索一些创造性的方式，从痛苦中解脱也需要创造性；如果想要从工作中逃离，是不是因为一些任务目标太大、想要做好的动机太强？可以试着将大的目标进行拆解，降低心理压力，一步一步循序渐进，建立正反馈。
新京报记者 戴轩
编辑 张磊 校对 王心基金赎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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